在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当我们走进武夷山博物馆，发现在抗战烽火年代，在武夷山革命根据地境内，赤石暴动前后牺牲73位新四军将士中，有七位是新四军女兵。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这年6月17日，上饶集中营第六中队新四军将士在武夷山赤石街渡头彼岸成功举行暴动的枪声还没有完全消逝。19日下午，残阳西斜。赤石的街道上忽然起了一阵骚动，三五成群的国民党宪兵第八团士兵，挥舞着枪杆大声嚷嚷着，把街上的行人统统赶进两旁的屋子里，命令各家各户立即关上大门，不许外出。
不多久，远处走来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走在队伍旁边的宪兵不时呵斥着，催促着。当这支队伍走近时，人们惊奇地发现被押着走来的，竟是七位年轻的“女囚”！她们年龄都在二三十岁，穿着一色的黄色粗布军服，帽子下露出黑色短发，脸色疲倦憔悴，但神色中依然难掩英武之气，一边不时惊异地打量空空的街道两旁……
被押解着走出赤石街的这七位年轻的女兵，原是战斗在长江南岸的新四军女战士，她们中间有文化教员、民运队员、机要员、战地服务团团员等。此刻，昂着头走在最前面的，是她们的班长吕明（实际是集中营秘密党支部负责人），吕明的真名叫李捷，“吕明”是进上饶集中营后用的假名。她是南京人，29岁，有着颀长匀称的身材，显得健康、丰满而端庄。1939年，抗日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她毅然走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她担任过文化教员和《抗敌报》译电员。
紧跟在李捷后边的，是七位女兵里的一个年轻妈妈瞿淑。
在这七位女兵的行列里，要数湖南姑娘戴庆哲年龄最大，30岁，大伙都叫她“大姐”。她出生于长沙一个富裕人家，是旧社会的叛逆者，她1938年在长沙秘密参加了共产党。1939年，她和爱人唐士萍、好友刘希孟等3人，艰难跋涉两个多月，从湖南来到新四军军部。在集中营里，她帮小妹妹们搓麻绳，打鞋底，做鞋帮，教她们念《长恨歌》、《琵琶行》。
还带点稚气的汪企求与胡珍水，是七位女兵中间的两个小妹妹。她们都是江西人。企求又叫阿胖，21岁，被捕后化名黄兰，她是新四军司令部的机要员。
比较起来，南昌姑娘胡珍水虽然只比阿胖大一些，却老成得多。胡珍水在南昌读中学的时候就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因此而被捕入狱。
镇江姑娘杨瑞年在七位女兵中排行第三，26岁。她与胡珍水有相似的经历，在扬州中学和苏州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就投入学生运动，秘密组织“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20岁时就锒铛入狱。
走在队伍后边的七位女兵中唯一的非党员，是广东省东莞姑娘徐瑞芳。她是新四军的一个新战士，1940年夏天才离开西南联大，抱着满腔爱国热情，从云南不远万里来到新四军。
走出赤石街不远，这七位新四军女兵就发觉，队伍没有朝着集中营各中队临时居住的村子走，而是在向野外走去，离村子越来越远，周围的景色愈加荒凉。她们的心紧缩起来。她们没有料到就在前一天，一个血淋淋的杀人计划已经布置就绪。
解放后，有关部门在积满灰尘的国民党旧档案里查到了一份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渝警四秘字第六十六号”密件，这份密件是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周钟岳上报行政院长蒋介石与副院长孔祥熙的，文题为“国民政府内政部关于东南分团处决共产党员情况的呈文”。那上面说：
“……嗣奉司令长官顾谕（顾即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闽北奸党分子活跃，现驻地又系过去游击根据地，警卫兵力单薄，亟应考核思想言行，冥顽不化者予以处决。……”
就是在这道屠杀令下，崇安赤石街郊外演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最卑劣的一幕屠杀惨剧。
七位新四军女兵沿着山间小路走了一会，前面出现一座破旧的土庙，门上悬着一块横匾，上书：“虎山庙”。
她们被带进庙里。大家不觉一怔，原来里边已经关着几十个上饶集中营的难友，分别被持枪的特务、宪兵看押着。
门口有人在喊她们的名字，七位新四军女兵一个接一个走了出去，刚跨出庙门，还未站稳，冷不防几个躲在一边的大汉一拥而上，一条条绳索把她们的双手紧紧反绑起来，姑娘们用脚死命地踢旁边的人，怒声嘶喊。就这样七位新四军女兵一个个踉踉跄跄地被推到该庙后茶树林的一片草地上。
朦胧中，远处草地上已经站着一些被反绑了双手的人。周围刹时出现了奇异的可怕的沉寂，甚至听不到一声呻吟或呵斥声，空气似乎凝结了。
一阵尖利的呼叫声打破了沉寂，呼声是从站在徐瑞芳旁边的杨瑞年大姐那里发出来的，这个倔强的镇江姑娘或许发觉，她留在人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能放过这最后的一分钟。她用身上的全部力量，发出了临终时对旧世界的抗议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徐瑞芳的大眼睛里噙着泪水，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员，也跟着大姐喊出了同样的吼声。
撕心裂肺的阵阵呼喊声冲出了沉沉的山谷，震撼着高耸的武夷山！
密集的枪声响起，新四军七位女兵倒在血泊里。
一抹惨淡的夕阳洒满在尸体狼藉的虎山庙旁的草地上，一阵阵晚风吹过茶树林，传来了呜呜声——那是祖国母亲在为自己不幸的儿女哭泣。
这七位新四军女兵热血洒在武夷山，为武夷山和闽北革命根据地妇女解放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