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拥有哥特式风格、竖着鲜红十字架的教堂，在莽莽苍苍绿意深深的武夷山中，格外引人注目，何况出现在十九世纪的初叶。那天，教堂里走出了高鼻深目的英国生物学家罗伯特·福琼。从脚步都可以看出来那难以抑制的兴奋，他刚刚写完札记：“在武夷山，几乎每一米不同的海拔的地方，都能找到不同的植物。那里的爬行动物和昆虫对我来说，几乎都是陌生的，它们种类之多，让我觉得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无数的眼睛在盯着我”。当然，只身来到异国偏僻的山乡也有寂寞与害怕，但他有自己的办法，他用西洋同中国画相结合的手法，精心描绘九曲溪的绮丽风光，让自己身心沉醉其中。后来这幅画破例登在一向严肃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图旁还加了注解“九曲溪，蜿蜒绕于奇峰异石之间，正是这种中国式的风景深深迷惑住了罗伯特·福琼，丝毫不顾其中隐藏着许多危险”。他也有烦恼和遗憾，新植物标本多得让他无法取舍，最后只带了100多种西方人没有见过的植物归国。
福琼不是唯一来到武夷山采集标本的外国科学家，法国神父罗文来过，美国人F·P·Metcalf生物系教师来过，奥地利人H·HananMnzz来过，发现中国大熊猫的法国传教士大卫（潭微道）来过，英国人J·D·LaTouhe来过，德国昆虫学家拉帕利希也来过，最早到来的外国人可能是1694年的英国人杰克明·萨姆（Jcamin·Tham）。他们采集带走了无数动植物标本。分别存在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等世界著名博物馆，从而打开了武夷山基因宝库的大门。
从那以后，武夷山拥有世界大量稀有物种的消息引起西方科学界极大关注和盎然兴致。他们研究比照完后纷纷撰文，称武夷山是“研究亚洲两栖和爬行动物的‘钥匙’”、“绿色翡翠”、“蛇的王国”、“鸟的天堂”、“昆虫世界”、“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地”、“具有全球生物多样性A级保护意义的关键地区”。在全世界范围内，只要是研究生物的学者没有人会不知道武夷山，不知道武夷山的挂墩、桐木、大竹岚。
1919年武夷山被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87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园”保护区，1999年成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
——金斑喙凤蝶。作为蝴蝶类唯一代表，两度入选邮电部发行的中国动植物的邮票。1961年第一次发行时，设计人员走遍全国都无法找到标本，最后只好求助于英国伦敦皇家自然博物馆，从那里才知道这一标本的产地在中国武夷山。1984年，中国东方标本采集队在武夷山捕到了一只金斑喙凤蝶，这是世界凤蝶科中最珍稀的蝴蝶品种。让人最不可思议的是，一旦她感到有外界威胁时，便会立刻自碎其身，形消魂散。全世界现存的标本不足20只，其中10只是在武夷山发现的。她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昆虫，其标本价值据说一只在十万美金之上。世界昆虫种类分为34目，武夷山拥有31目341科4635种。
——鹅掌楸。生活在第三纪的古老树种。她与北美大陆的树种相同。由此成为人们推断北美大陆与欧洲大陆原本相连的重要依据。武夷山境内的黄岗山是整个山脉的主峰，海拔2158米。从山脚到山顶依次排列着常叶阔叶林、针阔叶过渡林、常绿落叶阔叶混合林、毛竹林、针叶林、中山矮林、中山草旬等11个植被类型，植被垂直带谱格外明显。植物区系成分多样，古老、子遗物种多，珍稀特有种多。高等植物种类有267科1028属2466种，低等植物840种。其中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具有较高科学研究价值、经济价值的珍稀濒危、渐危植物及属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04种。银杏、南方红豆杉、水松、铁杉群、闽楠、中华结缕草以及一批武夷山特有种，就在路边也能随处可见。
——崇安髭蟾。武夷山人称之为“角怪”。它的嘴边长着两个特别坚硬的角刺。虽然属于蛙类，但它的蝌蚪要经过两个冬天才能变成小“角怪”。这以武夷山原来县名命名的蛙类新种，曾作为武夷山活动吉祥物，深得大家喜爱。武夷山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的就有云豹、黑麂、黄腹角雉、猕猴、穿山甲、黑熊、白鹇、大鲵等57种，属中日、中澳候鸟保护协定规定的有83种。我曾经接待过英国生物学家，陪同他们前来的福州大学副校长饶平凡先生告诉我，英国的蛙类仅有一种，而武夷山竟有30种之多，其中有种放臭气青蛙的基因是研制减肥药的理想对象。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有565平方公里，有三分之二属原生性状态，相当多的地方人迹罕见，用根鞋带都可以把鱼钓上来。保护区腹地有个毛竹海洋叫大竹岚，约有50万条的蛇生长其间，平均每平方就有117条，其中20多种是毒蛇。
300万年前，我们的地球经历了第四纪冰川的浩劫，古生物的动植物大部分都灭绝了。翻开地图看看北回归线上与武夷山同纬度的地区，除了印度、中印半岛北部和我国的华南部分地区外，扑入眼帘三分之二是沙漠和半沙漠：撒哈拉沙漠、阿拉伯沙漠和伊朗、巴基斯坦、墨西哥沙漠。但是地质学家对武夷山进行考察后却没有发现第四纪冰川的任何痕迹。保存了地球同纬度地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不知是造物主的偏爱，还是武夷山自身的幸运，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应当感谢绵延500公里的武夷山脉。保护区处在山脉凹陷带，拥有地势高、起伏大、多垭口的地貌特征，沟壑相间、垂直高差，断裂明显、构造特殊。武夷山脉像一位力大无比的保护神，筑起坚强的屏障，挡住了西北寒流的侵袭，又截留了来自海洋的东南暖湿气流，在高山、深谷、盆地上形成各式各样的小气候环境。几乎变成了同纬度降雨量最足、相对湿度最大、雾日最多，生物生存最佳的地方。因而武夷山拥有96.3%的森林覆盖率，拥有弥足珍贵的29万公顷的森林植被,理所当然成为地理演变过程中生物“天然避难所”和“天然博物馆”，有个简单的概念，武夷山的物种种数是欧洲的六至七倍，自1823年以来，国内外生物学家在武夷山采集到的动植物特种模式标本近1000种。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武夷山大千世界里，万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冲突、相互平衡。每个生物都作为生物链上的一环有序连结在一起。万类自由，竞相向上，谱就了一首大自然和谐共荣的永恒生命和弦！
1999年3月，联合国专家莫洛伊博士就武夷山能否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前来考察，他对一切都很满意，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武夷山的物种是否是世界同纬度之最、具不具备唯一性？专家回到北京，建设部安排北京大学陈昌笃教授见面，两位生物专家坐在了一起。陈教授向其展示了在国际上发表的有关武夷山物种情况的著作，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论据，莫洛伊教授听后十分折服，认定“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回国后，他向国际自然及资源保护联盟（IOCN）递交了意见十分肯定的报告。也是这位陈昌笃教授根据武夷山保护自然、呵护山水的历史，撰文指出武夷山的环境保护比美国早了数百年。
武夷山人尊崇自然、呵护山水来自传统。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28年，遣特使到武夷山封祭武夷君，同时将武夷山划归今日浙江省的会稽郡管辖。这在《史记·封禅书》明文记载。陆游有诗曰，“少读封禅书，始知武夷山”。古代帝王必须到高山上用“封”礼来祭天，再到高山下面的小山上用“禅”礼来祭地。一般来说，“封”只有泰山一处，而“禅”地可以变动，但都是名山胜地，都有一方神祗。如此名山便理所当然受到朝廷的关注。距今1300年前的盛唐晚期，笃信道教的唐玄宗，大封天下名山，武夷山被列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名曰升真元化洞天。朝廷明令：所有受到封表的名山，一定要保护山林，严禁砍伐。五代十国之一的南唐国皇帝命令属下护卫其弟李良佐“驾幸闽北武夷修养”，辞荣进入“会仙观”出家，诏告武夷山“方圆一百二十里与本观护荫，并禁樵采、张捕”。武夷人把这一律令镌刻在景区的岩石上，也深深地烙印在脑海里。公元999年，即北宋咸平二年，宋真宗御书“冲佑观”匾额，换了“会仙观”的名字，并派员到武夷山管理山水，来者皆为四品、五品官员，官职为主管提举，前后共派145人，其中有陆游，辛弃疾、刘子翚、朱熹等名人大家。北宋淳化五年，崇安县正式建县，武夷山水从此有了地方政权管理保护。还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以后，历代皇帝数十次遣使到武夷山升真洞投送金龙玉简，祈求武夷神灵护国佑民。在朝廷眼中，武夷山是座神圣之山。她有没有赐福统治者不得而知，但武夷生态因此有幸而受到保护，避免人为的风雨破坏倒是真实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武夷山还得到中国共产党两代主要领导人的直接关怀。1930年的暮冬初春，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西越武夷山，兴致高昂地吟下“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的壮美诗词，驱散了山中阴霾，指点了如画武夷。1978年11月，正是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看到了反映当年闽北森林遭受砍伐的“光明日报”内参，立即提笔作了“请福建省委采取有力措施”的重要批示，并在“保护”二字下面划上重重的两条杠，直接促成了国务院将武夷山列入全国首批重点自然保护区。他用如椽巨笔凿出了庇荫人类的幸福源泉。武夷山从此拥有了永恒的春天。
人在山中，不仅要和自然发生关系，人与人之间又怎样呢？哲学和宗教都是人间的终极关怀，人们知道，儒家入世，重视人生；道家忘世，淡化人生；佛家出世，否定人生。统治者往往出于需要，或抑或捧，致使世间宗教对立，有时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不过，武夷山却始终三教同山，和平共处，和谐发展。
理学可以算不是儒教的儒教，她曾使武夷山执全国学术之牛耳而笼罩百代；道教自汉武帝开始，群仙云集，至宋时全真道南五祖白玉蟾到此修炼，实际上创立了“内丹派”学说；佛教更是“千万峰中梵室开”，到清代寺庙近200座，活佛扣冰大师更成为闽王国师，至今武夷山仍流传纪念他的“蜡烛会”，届时“满城千树火，彻夜九霄霞”。武夷山景区还有一处三贤词，儒释道三位代表人物同祠论道，风声笑语。武夷每处山水，你可以把它作为洞天福地，也可视作道南理窟，更可以揽入梵音禅室的范围。最为有趣的是离远景区的一座葛仙山的墓碑，一位道士羽化升天，信徒们给他立碑写下一副对联“山顶峰秀因龙脉，河口水白作虎身”。一个甲子六十年过后，有位佛教释子圆寂，竟然同用此碑，只不过将身份刻在碑后。一块碑石两门宗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一切了。
都说“文人相轻”是个铁律，而在武夷山中文人与文人却相爱有加。朱熹与道教的白玉蟾过往甚密，早年他曾耽迷禅宗的顿悟和华严宗的思辩，扣冰古佛传记出版，他还亲自赋诗表示敬意。反之，朱子去世后，不仅陆游、辛弃疾诗文相祷，白玉蟾也肝胆俱裂，口占数首。其中《题精舍》云，“到此黄昏飒飒风，岩前只见药炉空，不堪花落烟飞处，又听寒猿哭晦翁”。朱子创建理学不仅集儒学之大成，实际上他的学说里到处闪烁着道、佛的智慧光辉。同道中也有不同的意见，著名的“鹅湖之辨”就在武夷山南山北之间的江西鹅湖进行，最后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回家途中，朱熹弟子不满于陆家兄弟的不敬态度，而朱熹却站在闽赣交界处的分水点上笑吟，“水流无彼此，地势有西东，若论分时异，方知会处同”。
武夷山水能够千古如斯，诸种生命悠然自得其中。除了政府主导型的保护，伟人关爱之外，还得益于当地百姓的环保自觉，得益于深深植根人们心中的中国生态文化观念。
也许是武夷这方生态乐园万物向荣的昭示，也许是长期“格物致知”不倦探索思辨的结果，朱熹天才地猜到了大自然的规律和秘密，不是生于斯却长于斯的他，继往开来创立了新儒学——朱子理学，竭力主张“天人合一”之道。读透人生世情的耄耋大学者季羡林在“阅世心语”中说到，“‘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基调，更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在季老看来，《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地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类和自然和谐统一为一体。当然，“天人合一”观不限于儒家，包括道家释子以及东方印度的“梵我合人”的思想。只不过朱子理学是南宋以降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着主流文化和时代精神，又对武夷山影响最为深刻罢了。闽北研究朱子的专家张品端先生阐述了朱熹的生态价值观，认为朱熹确立了“天地万物一理”的基本观，提出“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天人一理，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之目的，确立了事亲之道以事天地，发挥了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观念。“视万物如己出侪辈”的生态道德；确立了贯彻生态伦理的原则，提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为了做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他坚持“中和”的生态思想。聚其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即谓“和”。“和实生物”。“五声和，则丽听；五色和，则成文；五味和，则可食”，所谓“中和”也就是“中庸”，它是儒家人生智慧的核心理论。朱熹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四时日月，错行代明而不相悖。中国理学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泛道德论，它不仅对人际关系作出规范，而且向人与万物以及自然界拓展。
现在回头看看，中国古代文化是“极高明”学问，富有时代的前瞻性。有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是“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则是“合二为一”，所以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迥乎不同，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而东方思维主张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西方人自命为“天之骄子”、“地球的主宰”，而东方人视大自然为朋友兄弟，了解它、认识它，然后有所索取。好在到了19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提出了“生态学”这一名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学者胡伯提出现代化与自然环境互利耦合的现代化理论。生态文明颠覆工业文明的观点，强调看重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摈弃工业文明“反自然”文化，抛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陷阱。工业文明使人类思维导入“分析的时代”人们与自然相对立，力图征服自然。工业化、现代化越发展，人们对大自然无休止地索取、掠夺和践踏，造成资源的枯竭、森林的锐减、荒漠扩大，物种加速消亡，全球气候变暖、变怪，地球已越来越不堪人类需求的重负，越来越面临生态恶化带来毁灭的可能，人类正遭遇着因为生态失衡而带来的死神威逼，有人呼吁要通过生态文化对人们进行启蒙，把生态意识和责任意识渗入公众的心灵。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启蒙运动。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完成了它最初的目标，人性的解放。然而实现人的全面解放没有自然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这些生态文化仿佛是向东方思想回归。“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
季羡林老先生断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解决世界性生态问题的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来济西方的分析思维之穷。我没有把握肯定这一判断，但是现代生态伦理文化确与朱熹的生态价值观有异曲同工之妙。武夷山水保护实践验证了朱子理学功德无量。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武夷山就制定了“环保立市”的发展战略，提出了“武夷山属于世界，全人类同有共享”。反过来说，按照生态学的观点，一切热爱呵护武夷山水人文的人，武夷山是你，你就是武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