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首创“社仓”被孝宗采纳而推行全国，这是赈恤灾民的最好善政，百姓十分爱戴他，信任他，都尊他为“民之父母”。他在圣上嘉许、下民拥戴声中，更加勤政保民。淳熙己亥年六月奏帝减免星子县税钱。翌年庚子四月申减属县科组秋苗夏税与木炭税总制钱二千缗。是年久旱，大修荒政，奏请减税赈米以济灾民。朱熹爱民如子，深得人心。但在南宋晚期，上有误国的贪官，下有残民的污吏，百姓怨声载道，呼苦连天。朱熹在位所按访之过处，但见号呼而转徙，人言之“苛政猛于虎”不为过也。越年，朱嘉按行至台州，民众夹道投书诉讼，状告知州唐仲友欺上压下，贪赃枉法。列罪六类，五十条。据实上章弹劾，接连三疏，并不复见。原来金华人王淮，累擢至左丞相；与仲友同里又有戚谊，暗中庇护，把朱熹奏本，概行藏匿，并调任仲友为江西提刑。熹不肯徇情，索性贻书王淮，并言要入朝面奏皇上，淮知不可匿，乃将熹疏进呈并为仲友辩护，且想一法，将江西提刑一职转授朱熹，不令仲友莅任，一面擢大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命其与熹作对。贾受职入朝诬奏道：“道学二字，无非假名售奸，愿陛下悉心考察，摈弃勿用，免为所欺”等语，虽不指名斥熹，其实是暗伤朱职，还有吏部尚书郑丙，亦迎合淮意，力诋二程学说。朱熹明知这流言蜚语是影射自已惩贪除暴而发，岂肯贸然赴任，遂屡乞奉祠，诏其主管台州崇道观。
朱熹落职奉祠，表面上是失败，但唐仲友终也削职，总是为民除了害马，为国治了贪官，声名大振，而再度起用宝文阁待制等职，但他不以此而沽名钓誉，却潜心刻意地为弘扬尧舜之道、孔孟之学，矢志为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者，人也”，“政者，正也”。廉政恤民是仁人君子的正道直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朱熹仍以仁政，仁爱，仁心，仁术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思想向皇上“整竭愚忠，昧死献书”，并上殿入对曰：“我生平所学仅‘诚意正心’四字”而激励孝宗，时有兵部侍郎林粟，劾熹托名道学，自高声价，奏孝宗罢朱熹职，去主管京西、嵩山、崇福宫。
以后，孝宗因畏事而内禅，光宗即位，悍后擅权，闹起过官事端，以致寿皇崩逝。光宗居丧而又内禅，宁宗即位，韩佗胄窃国弄权，陷害忠良，朱熹忿然进谏，面陈佗胄奸邪，宁宗不答。朱熹又上疏极谏：“陛下即位未久，乃进退宰臣，改易台谏，均自陛下独断。中外人士统疑由左右把持，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乱。”疏入，佗胄大怒。朱熹被罢职奉祠。右丞相赵汝愚又无辜被逐，窘辱暴死。朱嘉居家噩闻，不胜忿怒，因而手草万言书，历陈“奸邪欺主，贤良蒙冤”等语，疏未发出，祸已临头。庆元党祸，列籍伪学五十九人，一并坐罪。诬“朱熹为伪学之魁”，沈继祖控朱熹“犯有十条罪行”，余吉上书：“乞斩朱熹’。古道：“智者乐，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朱熹智仁勇三全，从容不迫，泰然处之，置生死于度外，潜心学术活动。但身处逆境，生计日艰，更增添他无限的忧国忧民之心，君子忧道不忧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今模祸临头，仍以仁立命，以正心为本，赢得远近乡里亲朋的周济，而安脱难。
于此，必须倒叙一下朱熹的“君子固穷”精神。他于十四岁失怙，托孤于崇安五夫里三贤，母子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生活。但“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敬；于乡闾，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周恤问遗，恩无所缺。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限充腹，居止取足以蔽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穷能炼志，俭可养廉。朱子从不妄职不义之财，概毋受授非分之物。朱子年过半百，而斋舍却无以避风雨。赵汝愚悯其贫，欲为其盖房屋。他婉言谢绝．赵帅又怜其穷，愿从自己的清俸中取一二周济之，又被其辞谢．朱子对于他人惠赠的救穷财物，一概以礼谢绝，然而与亲友的礼尚往来，却又慷慨相赠。吕祖谦妻故，陆子寿亡，均遣人长途致奠，进酚。门人方耕道病，差人送去五十千钱，并赠人参三两。曾奉赠陈同甫，白毛布一端，以作冬裘之须。陈回赠香茶、吴笺，受之勿伤。门人方士由，惠赠新茶，志尚上人，赠黄精、笋干、紫菜多种礼物，朱子还赠以安乐茶二十瓶，并杂碑帖及唐诗三册。凡此等等以情往来做到有理有节。文公家训云：“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尽管晚年家遭党祸，贫至箪瓢屡空无以为炊的境地。他与林择之书中说：“向来府中之馈，自正月以来辞之”。
君子安贫，朱子固穷。他，穷而不受禄；穷而不受馈。不穷愁潦倒，却恰然自得。有次，朱子访婿不遇，其女儿家贫备葱汤麦饭留他用膳，心中十分简慢不安。朱子题诗云：“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此诗道出了朱熹退隐安贫与廉吏悯民之心，尤如冰壶秋月之高洁；也反映出他的廉政恤民之心声，尤如春日长天响彻霄汉之巨雷。(蒋步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