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25日，新四军司令部宣布成立“新四军三支队崇安留守处”，同时，军长叶挺致函崇安县政府，任命曾镜冰为留守处主任，汪林兴为副主任，留守处机关设在崇安坑口村头村。同日，曾镜冰、汪林兴联名致信国民党崇安县县长蒋伯雄：称“新四军三支队崇安留守处定于2月25日正式开始工作”。
留守处为一栋老式民房，约300平方米。工作人员大多为闽赣省委、福建省委和闽北特委主要领导的夫人。其中有闽浙赣根据地主要创始人方志敏的夫人缪敏，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宣传部长、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的夫人陈清凤以及徐莲娇等。这期间利用新四军留守机构对外公开活动的功能，中共闽浙赣特委、闽赣省委、中共福建省委四个正省级机构，以及闽北特委、崇安县委等机关都在坑口。许多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革命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指示、决议均从这里发往全省各地，崇安坑口成为领导全省和闽浙赣边革命的核心地区。
新四军三支队崇安留守处根据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采取各种形式，发动、组织各阶层人名，团结各党派和抗日团体，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2月间，相继建立了工抗会、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许多进步分子包括共产党员都以普通民众的身份加入各类抗日救亡组织，一是通过各类纪念会、演讲会、歌咏会等形式进行宣传；二是通过各种合法渠道，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抗日前线的战况告诉群众，公开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战场打胜仗的消息，激发各阶层抗战热情；三是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制造反共摩擦的事实。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团结和争取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积极开展合法斗争。
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前方抗战将士，崇安县抗日军政委员会、抗战后援会等组织，采取多种渠道，发动各社会团体、学校开展了义卖、义演、义唱活动，筹集资金，支援前线抗日。各学校教师和学生在城乡开展义演、义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鬼子》、《军民一家人》等抗战歌剧目，得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慷慨支助，当时《南方日报》在显著版面报道：“崇安县星村垦区垦民发起捐献‘垦星号’飞机，自动捐献国币1000元”，这一特大消息，在闽浙赣边区引起了强列的反响。
为了配合做好抗日前线的战备和后方军人家属优待工作，国民党崇安县政府成立军民合作指导处，专司支援抗日前线之责。县、乡两级的常设机构，定期招募常备民工，负责运输军粮、军械和街道伤病员等工作。大安兵工厂日夜加班生产武器源源不断送往安徽岩寺新四军军部，这期间，军民合作指导处设有3个接运站：有常备民工320人，设有出征抗敌军人家属优待会，承担对后方军人家属的优抚与救济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崇安县委下辖的5个区委全面恢复，在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十分重视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坚持条件的发展方针，全县党员人数迅速上升到250人。在未建立党组织的基本地区，大部分村庄建有受党组织领导的接头户，与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完成党组织布置的工作任务。经过斗争实践的锻炼，各地接头户队伍的骨干，成了崇安基本地区发展党员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党组织周围吸引着大批先进分子。
1939年7月，福建省委在绿村洋山上召开中共福建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省委机关在村头村绿村洋山上还用毛竹搭建二排整齐的二三十个竹棚，一个大“列宁室”为驻地活动场所。同时，福建省委在这里创办了武夷干校，共办了五期，特委、中心县委书记、抗日骨干300 多人得到培训，为抗战需要培养出一批领导骨干。
红军整编北上后，国共两党武装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国民党福建省军政当局的策划下，竭力蓄意制造摩擦。1939年秋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向闽浙赣边区发动“游击清剿”期间，崇安西北部坑口的福建省委机关驻地，又一次被列为重点“清剿”区。当局下令“无论民军或红军或地方任何部队，一经改编为抗日队伍，出发杀敌，已无设立留守处之必要”，“尚存在闽设留守处从事活动者，应即严予取缔，一律取消。如有违犯不遵命令，一律视同土匪严办”，在这种形势下，闽北局势陷于日益紧张与严重的险境。
随着“南平书店案”、“建阳事件”、“陈昭礼事件”“皖南事变”的相继发生，国民党一步一步地将反共推向高潮。
1940年2月，国民党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新四军第三支队崇安留守处合法地位不复存在。至此，福建省委、闽浙赣区委、闽赣省委转入地下，艰难的领导全省和闽浙赣边抗日反顽斗争，直至打赢了那场中国人民至今也不会忘记的全国解放战争。(赵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