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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被俘将士赤石越狱:监狱斗争史的空前壮举

    抗日战争时期曾引起颇大震动的赤石越狱暴动发生在福建省武夷山市的赤石镇。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监狱斗争史上的空前壮举,是“皖南事变”斗争的延续。
  
  一、背景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动的反共高潮的顶峰。

    1941年3月,国民党当局在武夷山市一山之隔的江西省铅山县的永平、石塘两镇和上饶市南郊的周田、石底、茅家峰、七峰岩、李村等地,建立起规模庞大的法西斯式监狱--上饶集中营,用以囚禁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将士和东南各省抓捕来的共产党人及爱国志士,共800余人。该集中营公开名称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

    国民党顽固派在上饶集中营里实施所谓“政治感化为主,军事训练为辅”的方针,施展政治欺骗和高压手段相结合的伎俩。一方面,他们灌输反动毒素,企图诱骗被囚的革命志士动摇革命信念;另一方面,他们施以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摧残折磨革命志士,欲从肉体上迫使革命志士屈服。在上饶集中营,先后被杀被折磨致死者不下200人。但是,狱中的绝大多数革命者并没有屈服,他们秘密建立了狱中党的组织,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展开斗争。他们还以零散的越狱,乃至小规模的集体暴动来反抗法西斯暴行。1942年5月25日,被关押在茅家岭监狱的26位难友举行夺枪暴动,经过搏斗,冲出了牢笼。但它是赤石越狱暴动的先声,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集中营难友的斗志,并为赤石越狱暴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二、前奏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发动浙赣战役,从南昌和杭州沿浙赣铁路两路对进,国民党军望风披靡,不战自溃,浙江的金华、衢县相继沦陷,江西的玉山、上饶等地岌岌可危。在此情势下,驻守上饶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乱作一团,惶惶不可终日,急忙由上饶撤退到闽北的建阳。囚禁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将士和爱国志士也随之被武装押解徒步向闽北转移。集中营六中队秘密党支部经反复酝酿讨论,审时度势,决定“伺机在押解途中举行暴动”,集体越狱,并拟订了具体方案。

    党支部要举行越狱暴动的决定,得到了第六中队绝大多数难友的支持,但个别同志也有不同的想法。如有人认为我党的参政员正在重庆参加国民党参政会,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可能缓和,将来有可能获得释放,而主张暂缓举行暴动越狱;有的人主张联名向顾祝同打报告,要求上前线抗日;还有的人担心如果暴动不成功,敌人将进行更疯狂的报复性迫害等等。六中队党支部经仔细分析讨论,认为这些想法不无道理,但未能从国民党顽固派的本质及“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来认识。国民党顽固派最担心的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他们不会轻易释放狱中的难友。若想生存,若想抗日,便须举行暴动,冲出牢笼,从而统一了思想。

    思想统一之后,第六中队党支部积极进行越狱暴动前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要挑选一名既能服从组织决定、严守纪律,又具备军事斗争才能、能随机应变、多谋善断的现场指挥员。经反复衡量,最后选定王达钧(原名王羲亭)为越狱暴动的现场总指挥,并挑选李铁飞(原名李涤非)、王树仁(原名王征野)和陈延治(原名陈慰慈)分任第一、二、三分队的暴动现场指挥员,归王达钧统一指挥。还挑选一些勇敢机敏、体魄比较健壮的同志组成突击队,以三人为一组,在举事时每组先袭击一个宪兵。同时,规定了举事的准备信号、加强决心信号、行动信号以及撤销信号,还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闽浙赣边区打游击的项永章等人了解武夷山区党组织的情况,明确越狱后的去向以及联络办法等。

    6月5日凌晨4时许,上饶集中营六个中队的几百名囚徒在国民党宪兵的严密押解下,启程向闽北转移。这对于正在准备越狱暴动的第六中队难友们来说,无疑是个良机。时值盛夏,冲出去后可以到处露宿;武夷山区山高林密,随处可以安身;武夷山是闽北革命老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有中共福建省委的组织及抗日自卫武装在活动,可以得到接应。集中营的宪兵则针对可能发生的越狱暴动等情况,制订了一套防范措施,宣布了一个“六个不准”的行军纪律,机遇和困难同时摆到了第六中队党支部和难友们的面前。

    次日傍晚,这批人行至闽赣交界的铅山县石塘镇。两天来虽没有发生大的事件,却也不平静。熟悉武夷山区情况的项永章被调走,使行动失去参谋和向导;一部分身体较强壮的难友被抽去抬家具,打乱了原来分组夺枪的计划;宪兵队长、分队长和班长都到各队加强监视,使党支队成员更难以在一起商量对策。

    在石塘,第六中队被囚禁在一所小学的楼上。乘安营空隙,党支部成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征询一些同志的意见,制定了新对策。
   集中营在石塘休整了七八天,宪特对狱中党组织的活动似有觉察。6月14日深夜,六中队秘密党支部书记沈韬(马六)、支委周青(周奎林)及行动骨干唐金虎(汤宝波)、任国材(黄则培)、王铁夫等5位同志突然被单独捆绑关押。6月15日,集中营从石塘开拔,继续前行,宪兵队长刘振珂突然宣布解散家具搬运队,另雇民夫挑运,并增调一个特务团作外卫。当晚,宿营于赣闽交界的车盘村。16日,队伍翻越武夷山脉的分水关,进入闽北地界,是日晚驻扎福建省崇安县的大安乡。

    大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北苏区的首府,群众基础较好。如不能在此举事,那么距集中营新营址仅三天路程,且为相对平坦的开阔地,不便行动。能否马上举行越狱暴动,如不能,是否允许难友个别越狱?需党支部即作决断。

    由此,六中队党支部再次就越狱暴动事宜进行秘密筹商。他们认为,从上饶到大安已12天,一路上其他中队不时有人越狱成功,逃出虎口,但六中队难友都严格遵守党支部的决定,保持统一,准备集体越狱暴动,放弃了一些个别越狱的机会,这是同志们对党支部的信任。现在所剩时间与机会不多了,党支部应抓紧实施越狱暴动计划,带领大家脱离虎口。为此,决定由陈念棣、王达钧、阮世炯、赵青选四人组成越狱暴动领导核心,并决定翌日寻机举事。同时,还明确能夺枪就夺枪,难以夺枪就寻机逃出,如没有集体行动的机会,后天起就寻求个别越狱的机会。下此最后决心之后,党支部即将此决定通告各位难友。

    集中营进入闽北老区,同样令敌特更加警惕。为了加强戒备和控制,他们决定杀一儆百。16日下午,沈韬等5人被押到大安一废庙内,特务头子张超亲自进行审讯,但用尽威逼利诱、毒刑拷打等手段,均未能掏出狱中党组织的情况。沈韬、周青、唐金虎、任国材、王铁夫这5位优秀的新四军指战员,在赤石越狱暴动前夕,被凶残地用马刀活活砍死,为胜利先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经过
  
  1942年6月17日,集中营离开大安,继续南移,中午抵崇安县城。下午2时许离县城向下梅乡开进,4时左右抵赤石镇。赤石镇距县城约10公里,是往下梅的必经之地。镇前宽约100多米的崇阳溪将整个崇安县域划成东西两部分,赤石渡口也就成了崇安县东西交通的要津,队伍须在此过渡。溪对岸是宽约百来米的开阔地,紧接着便是连绵起伏的山峦,树林繁茂,郁郁葱葱,便于藏人隐蔽。当日,渡河的工具是一只小船和两条竹筏,每次只能渡过一个分队,往返3次才能渡完一个中队,时间约为半个小时。集中营的6个中队,按一、二、三、四、五、六的次序安排过渡,每中队过渡毕即行开进。宪兵在河的两岸架有机枪监视渡河。

    轮到第六中队过渡时,太阳已开始从山头上往下坠落,天色渐渐昏暗,正是举事行动的绝好时机。王达钧拿着一根用细竹根做的旱烟管,走到陈念棣面前蹲下,以借火为掩护,悄悄地交换意见。他们决定抓住这一时机,渡河后即行举事。同时还议定,如宪兵在全队后面过渡,就不夺枪越狱;越狱后在对面山头上会聚。

    王达钧迅即将这个决定通知各个小组,大家马上不动声色地做好准备。

    第六中队是按当天行进的午后次序过渡,即第三分队居先,第一分队跟进,第二分队殿后,宪兵随第二分队过河。当日宪兵的值日官是第三分队的队长,他命令已过渡的两个分队在河边集合坐下。这时,王达钧突然站了起来,用颤动的嗓音哼起《义勇军进行曲》。

    这是准备暴动的信号。因事先没预习,猛然听到信号,有人便不自觉站起准备行动。此时已容不得王达钧细想,他见二分队已经靠岸,宪兵则尚在渡中,于是就大吼一声:“有!”

    “有”是举事行动的信号。听到这一声吼叫,大家忽地站立起来,但却一时不知所措。多数人相互对视着愣在那里,也有的又坐了下去。宪兵见到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惊恐地大叫:“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王达钧见状匆匆用暗语请示了陈念棣之后,大声命令道:

    “同志们,冲啊!”

    一声令下,第六中队的难友们飞也似地穿过开阔地,向群山奔跑而去。

    宪兵们经瞬间呆愣后即反应了过来,纷纷窜上河岸,一边猛追,一边开枪射击。有的人被击中受伤,有的人倒下。19岁的新四军战士瞿白(原名瞿祖辉)体弱跑不动,自料难以逃脱,回身去夺姓夏的宪兵分队长的手枪,并死死地抱住他,以年轻的生命掩护同伴脱险。80多位难友,除13人当场牺牲,多数人利用地形地貌及暮色为掩护在枪弹与追击中顽强地朝密林深处迅跑,很快逃脱了敌人的魔掌。
  
  四、接应与下落
  
  从敌人的魔掌逃出的同志,有些在暗夜中迷失了方向,当天夜晚到原先指定地点集中的约有40位。大家欢呼雀跃,互祝越狱成功。下一步怎么办?有几种选择:一是集体行动,穿过日伪占领区,返归苏皖新四军根据地,但路途遥远,极易暴露。二是各人设法回归原队伍,但分散行动,力量单薄,容易受伤害或被消灭。三是就近寻找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待条件成熟时再返抗日前线。大家觉得第三种办法好。于是,他们分成4个组,分别由阮世炯、陈延治、赵青选、李铁飞带领,根据在狱中项永章等人提供的情况,到武夷山区寻找地方党组织。
   由阮世炯带领的一组4个人,当晚在山坡下碰到了跑散了的陈念棣,第三天又遇到另一位叫潘健的难友。他们一行6人成立了以陈念棣为组长的党小组,在武夷山中转了20多天,终因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困难重重,难以实现初衷,只好化装成难民和国民党军的逃兵,混入日伪统治区的上饶,取道浙江寻找新四军。于第二年先后到达浙江、皖南党的怀抱。

    由陈延治带领的一组,下山后逃散了。

    由赵青选带领的一组10多人,当晚下山,在黑暗中俘虏了一个押运行李的国民党士兵,缴获步枪1支、手榴弹2枚和子弹100多发。后又在通往崇安县岚谷乡的路上,抓到一个民团的哨兵,经教育让其当向导,顺利通过了岚谷哨卡岚谷桥,直奔闽赣交界的岭阳关。终于在关口的地下交通站遇上闽北地方党组织的接应人员,顺利地到达青竹坑找到游击队。
 
  由李铁飞带领的一组10多人,翻山越岭,夜行日宿,摸索前进,转了3天,竟又转回崇安县城。此后,他们改变方式,化装成国民党的运输兵,白天走大路,遇到国民党正规部队说是保安团的,遇到保安说是第三战区的。6月21日,他们越过分水关进入江西省境,再往车盘转向甘溪方向走。快到甘溪时,在一小店内收拢了赵青选那一组的陈戈群等3人。他们一行19人于6月底到达磨盘岭的游击队联络处,与其它越狱的战友们会合。

    中共福建省委和闽北特委早在1941年4月就接到华东局的指示,随时准备接应从上饶集中营越狱逃出来的同志。省委还专门召开会议,并作了分工,由省委常委、基本地区工作委员会委员汪林兴和游击队负责人暨文海、翁赫贵等人以江西铅山左丰美家为据点,专门负责接应工作,同时派交通员与石塘街的联络站联系。在茅家岭越狱暴动发生前,他们就先后成功地接应到叶良运等10多位从上饶集中营零星越狱逃出来的同志。这些从狱中逃出的同志大都编入闽北自卫武装,成为游击队的军事骨干。

    茅家岭和赤石越狱暴动发生时,正是福建省委和闽北地方党组织处境最艰难的时刻。1942年年初,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示各地,务将“剿共”当作“刻不容缓之举”。2月,成立了以八十师师长李良荣为总指挥的闽浙赣三省剿匪指挥部,对闽北革命老根据地进行第二次疯狂的军事“围攻”,迫使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和游击队主力分别向光泽、顺昌、建瓯等地分散转移。带着一支10多人武装队伍坚持就地斗争的中共崇安县委,虽已与省委中断了联系,但仍密切关注从上饶集中营越狱逃出来同志的下落。得悉茅家岭越狱暴动和赤石越狱暴动的消息后,他们克服困难,主动迅速地开展接应工作,派沈崇文等10多位同志前往江西上饶的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等待越狱出来的同志闻讯前来联系。同时,将附近(江西禹溪一带)有新四军在寻找党组织的消息向省委报告。接报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部队政委兼建(瓯)松(溪)政(和)特委书记的陈贵芳,连夜赶到武夷山,布置在敌“清剿”圈内的江西禹溪、船坑、岭阳关、苦竹关和崇安的车盘坑、大王坳等地设点接应,并确定禹溪外茶园的一个香菇棚为接应集中点。此时正是青黄不接之季,老根据地的群众大都以野菜充饥,但仍主动献粮献物接济越狱逃出的同志。
 
  至1942年7月1日,闽北党组织先后接应参加茅家岭、赤石越狱暴动等从上饶集中营越狱逃出来的同志共46位,其中参加赤石越狱暴动的有39位。当日,他们在香菇棚举办了一个联欢会,纪念党的生日,欢迎狱中出来的同志。会后闽北党组织将这46位同志与崇安县委的10多人武工队合并组成一支约60人的游击队,由沈崇文任队长,李铁飞任副队长,于永皋任党代表。一些体弱有病和行动不便的同志则隐蔽到深山里休养。不久,这支游击队便奇袭了江西省铅山县里洋关的顽军二十六军军部枪械所,缴获8挺机枪、6挺手提机关枪和80余支步枪。随后,他们又在广丰县甘溪附近的一户汉奸地主家中搞到一批给养,壮大了自己的实力,鼓舞了士气。
  
  五、上饶集中营的覆灭
  
  敌人对赤石越狱暴动的成功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赤石越狱暴动的第二天,1942年6月19日,他们从没有参加越狱暴动的各个中队中挑选了一批“囚徒”,连同越狱暴动中被抓回的共约60人,分3批押到赤石镇附近的角亭村虎山庙侧,实施屠杀。面对敌人的枪口,这些革命志士毫不畏惧,视死如归,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英勇就义。年仅27岁的新四军战士王之燕,就义前写下了一首豪迈壮烈的诗:“浩气承长存,丹心昭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这次屠杀连同越狱时牺牲和移闽途中被杀害的,共计86人。

    赤石越狱暴动发生后,敌人改变了将集中营安置在崇安县下梅乡的计划,转而把集中营驻扎于建阳县的徐市乡。上饶集中营于1941年3月组建,1942年6月南迁闽北,1945年底解散,在上饶的时间为一年三个月,在闽北的时间为三年六个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内外局势发生急剧变化。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包括有释放政治犯内容的《双十协定》。根据该协定,国民党“战时青年训导团”及各分团均宣布解散,释放被囚的政治犯。但国民党军政当局却违背协定精神,密令“东南分团”将“思想顽固不能结训者”,“移交当地司法机关办理”。按照这一指令,上饶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卢旭、张超手谕:“将最顽固分子”郭大光等40人,以“危害民国”等案由移交国民党崇安县司法处。该处又于1945年10月16日、12月9日,分两批将这40人押送建瓯县,交国民党福建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严加拘押”。其余被囚于崇安县老鼠排集中营的200多人则不得不予以释放。至此,上饶集中营这个罪行累累的人间地狱,终于在武夷山下宣告覆灭,而牺牲的烈士们则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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