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源于武夷山的半发酵的乌龙茶出现后，武夷岩茶的品第又有了大大的提高。这种乌龙茶味甘泽、气馥郁，既没有绿茶之苦涩，又没有红茶的浓烈，却兼取绿茶之清香，红茶的甘醇，且具“香、清、甘、活”之特殊“岩韵”，因而颇得茶家和世人的好评。《红楼梦》第四十一回中写道：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而一听妙玉说，这是“老君眉”才接了，吃了半盏。这“老君眉”，就是武夷岩茶的名丛之一。清人张英更是对其推崇备至，说“武夷（茶）如高士，可以终老。”
随着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出现，岩茶品质的提高，品尝艺术也更加高雅，内涵更加丰富，奠定了喝功夫茶的基础，茶家们不仅讲究煮水，而且讲究水质、品茶器皿、品尝饮用的方式。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秋，大文人袁枚游武夷，当时僧家道人多有敬茶献盏，“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使用如核桃般小巧的茶杯，首先领略岩茶之馨香，而后再徐缓专注地细尝茶水的滋味。武夷山让袁大才子饱赏了绝妙的品茗艺术，使他感慨良久，发出了“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也。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袁枚品茗得个中三昧，历史上传为佳话，引为典范，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清人卓尔堪，号宝香山人，用大明寺泉烹武夷茶浇诗人雪帆墓。诗云：“茶试武夷代酒倾，知君病渴死芜城。不将白骨埋禅智，为写清泉傍大明。寒食过来春可恨，桃花落去路初晴。松声蟹眼消闲事，今日能申地下情。”此诗好像一篇祭文，倾注了诗人对朋友雪帆（宋晋之号、道光进士）的哀悼之情。其以武夷茶代酒，可见这两位挚友对武夷茶的赏识。
自古僧人道士擅长品茗，栖息于武夷山茶区的僧人道士，不仅精于制茶，而且更精于品尝。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庙产主要是茶叶，且拥有“茶王”大红袍，寺僧们种茶、制茶、卖茶、品茶。以茶当酒，饮茶破睡，饮茶坐禅，成了佛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人林佶诗：“武夷山上多青霞，武夷道士多种茶。”（见清《武夷山志》22卷）天游观的道士静参不但把茶分为四等，而且还把茶品也形象地分为四等：茶值得一尝，首要以香馨动人，香还要求清纯幽雅，等而上之还要求甘，“香而不甘，则苦茶也！”但武夷山绝品的岩茶，还有更高的层次：活！“活一字须从舌本辨之，微乎，微乎！”武夷岩茶独特的岩韵，是其它名茶所没有的。其中妙谛若细加意会，雅趣无穷。
由于乌龙茶的熏陶，因而逐渐在闽粤等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功夫茶的品尝体系，茶店林立，比屋皆饮，不分权宦平民，无不以赏茶为乐事。每年茶季一到，广州、潮州、漳州、泉州、厦门等地的豪商巨贾，每每携重金接踵而入武夷，把新茶囊括而去。武夷茶一旦运到，“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甚至还讲究“扇必琯溪之蒲“（见《龙溪县志》），颇有宋代斗茶之遗风。由于当时茶之价格高昂，令人咋舌。较高的每市斤60多块银元，至低的也要16块银元（一市斤相当时之千斤大米）。有些人为了争夺斗胜，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因而有“富家一盏茶，抵得穷人半年粮”之谚。然而佳茗并非只为富贵者包揽。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曾任永安县令的彭光斗在《闽琐记》中记载：“余罢后赴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茗招待，盏绝小，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真乃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堂堂的七品县官大人，也仅能在野室里偶然一享武夷奇茗，自然会慨叹于口福远远比不过野叟，可知当时若要真正享受武夷佳茗，确实不易！
清代饮茶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也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功夫茶的兴起为人们带来了新的情趣，难怪有人这样感叹：“瓦屋纸窗，佳茗清泉，若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其已成为好茶者魂牵梦绕，日夜追思之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