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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三贤与朱熹的影响



    绍兴十三年(1143)三月,朱松在建州病重,他把家事托给崇安五夫里奉祠家居的刘子羽,又对朱熹说:“籍溪胡原仲(宪)、白水刘致中(勉之)、屏山刘彦冲(子翚),此三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年仅14岁的朱熹遵父遗嘱奉母移居五夫里,拜刘子羽为义父,并从学刘勉之、刘子翚、胡宪三先生。

    刘子羽字彦修,刘子翚字彦冲,是抗金名将刘韦合之子。刘子羽也是抗金名将,深得张浚重用,在西蜀屡建奇功,因反对秦桧议和罢归。朱松晚年同他郊游相知,所以他收容了朱熹母子,并在五夫里府前村刘氏庄园里为朱熹母亲建一座五开间的楼屋居住。后来,朱熹因一直怀念祖上故居和去世的父亲,以朱松曾在徽州紫阳山游览读书和刻有“紫阳书堂”印章,便在这座楼屋听事堂上刻榜“紫阳书堂”,又以朱松之号“韦斋”名东偏室,定燕居之堂为“晦堂”,东斋名“敬斋”,西斋名“义斋”这座五间楼屋便称为“紫阳楼”、朱熹也就以“紫阳”自号。

    朱熹卜居五夫里之后,开始受学于胡宪、刘勉之和刘子翚三先生。受学地点就在刘子羽、刘子翚的家塾屏山书院,当时胡宪、刘勉之也受聘在此任教。书院授课场所名“六经堂”,刘子翚曾为家塾诸生作了一篇《示六经堂学者》:
汝心之休,处此如游;
汝心之流,处此如囚。
此堂何有?维经与史。
隐索周施,于兹备矣。
诵书琅琅,其神乃扬。
杂虑横心,圣言则忘。
讲书默默,精义乃得。
借聪于人,终焉降惑。
视彼迅晷,若弗云来。
今汝不勉,则何有哉?
时习之说,反身之乐。
瞻忽茫茫,匪伊情度。

    这篇东西,实际上就是家塾学规。

    六经堂在五夫里纱帽山下,潭溪碧水王争琮流过,周围是刘氏庄园的十七景环抱,堂内一片统歌诵读之声。朱熹与刘子羽的三个儿子刘珙、刘王常、刘王平以及黄铢、魏掞之、方士繇、刘懋、方来、黄子衡、欧阳光祖等,都在这里恭听塾师传授经史,学做程文和诗赋。其中莆田人方士繇“与朱熹、魏掞之同依刘子羽。羽创三屋居之,士繇嗜学工文,三十年不践场屋,静处一室,翻阅千古,肆力于道德性命之旨。”魏掞之则专门把自己的书斋称为艮斋,以示怀念汴京。“艮”在卦象上代表东北,宋徽宗曾在汴京东北隅筑“艮岳”。这种怀念故京之情,与朱熹一脉相通,所以这三人少年之交,情深志笃。这种交情后来一直延续到老。方士繇晚年时,在武夷山精舍“从朱熹讲学,止仁智堂中,徜徉邱壑,睥睨环宇,当其逸兴勃勃,发为声诗,清莹雅饬,绝去烟火气。”魏掞之后来官任国子学录。乾道四年因议论曾觌被罢职,朱熹一气之下,也力辞不任枢密院编修。魏掞之晚年还把儿子应仲托付朱熹,拜朱熹为师。

    此外,朱熹与刘珙、刘王平兄弟相处最久,情胜手足。刘珙后来官任同知枢密院事,朱熹回顾这段往事说:“我以孤童,来托公家。公不鄙我,劝导有加。公姿鸾鹄,我性 。岂无异同,卒莫疵瑕。”

    从师五夫的四年中,武夷三先生除了在刘氏家塾中授课外,还爱在山水胜境中筑室读书,携带诸生游学山中,吟诗作文,留下许多令人向往的遗迹。最有名的数武夷山水帘洞。水帘洞乃武夷一大胜景,两道飞泉从丹崖峰巅奔泻而下,随风飘洒,有如珠帘。幽邃奇绝的洞穴高广数十丈,可容纳千数百人,成了三先生为诸生讲学的天然学堂,至今在斑剥的赤壁上,还留有康熙年间“巡抚福州□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某布告”的摩崖石刻,记叙道:“屏山诸贤居武夷山水帘洞讲学,卒即洞建祠以游,门人朱文公亲题扁额‘百世如见’四字,现悬祠中。春秋祀典,后裔执事,历今六百余年。”从屏山到水帘洞路途较远,刘子翚专门在途中的下梅附近购屋一间,买田二百余亩,建歇马庄,把田租充当讲学费用。四年后刘子翚亡故时,侄子刘珙就把这些田产全部交给朱熹,作为他赡养慈母之用。朱熹感恩不尽,他成名立身后,立即把这些田产归还刘珙,但刘珙、刘王平两兄弟都不接受,后来只好把田产转赠给南峰寺作为寺产,传为佳话。

    武夷三先生对朱熹进行正规全面的儒家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从法帖临摹到苦读经书,一面为科举入仕教导朱熹攻习程文与词章之学,一面为入“圣贤之城”督促朱熹苦研二程洛学。胡宪是北宋末、南宋初大学者胡安国之侄,家学渊源很深,他授课方式特殊,常令“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人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朱熹称赞他:“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后言,然望之枵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刘勉之是胡宪的内兄、好友,他对好学的朱熹极为赏识,并将女儿许配他。朱熹称其岳父“随材施教,娓娓无倦色,自壮至老如一日也。”刘子翚更是治学严谨,“每相见讲学之外,并无他言……”后人评论说:“文公称其(刘子翚)文辞之伟,足以惊一世;精微之学,静退之风,足以发蒙蔽。”朱熹在三位严师的课督下,矢志攻读,毫不倦怠。

    武夷三先生对朱熹的教育和人格影响是多面性的,三先生都是程门理学家,都是洁身自守、超世脱俗的饱学硕儒,高尚其事,高蹈其行。这种品行的影响,铸造了朱熹清高淡泊、难进易退、终身以读书著述为乐的处世性格。三先生又都怀有一腔抗金报国的热忱和大义击贼的忠愤。刘子翚早年效命沙场,痛愤靖康之变而哭哀成疾,并写下《汴京纪事》愤世诗:“帝城王气杂妖氛,胡虏何如屡易君。犹有太平遗老在,时时洒泪向南云……”归家讲学著述中,还频频遥望北方涕泗呜咽。刘勉之在绍兴八年(1138)被召入都,因要进反对和议之言,遭到秦桧党羽的阻挠而归。胡宪更是以敢上疏首倡起用抗金宿将张浚和刘锜而名震朝野,因此,三先生又锻铸了朱熹济世忧民、坚决抗金、力挽衰世的报国之心。

    在三先生中,刘子翚是朱熹真正的精神导师。刘子翚对朱熹等诸生要求极严,规定他们对经书要“读”,不许“看”,而且亲自监“读”。他临死还给朱熹等诸生留下遗训说:“吾于《易》得入德之门焉。所谓‘不远复’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不远复”即迷途不远,必欲克己复礼之意。刘子翚为了提醒朱熹牢记这“三字符”,将朱熹的书斋名为“复斋”,写了《复斋铭》。朱熹还接受刘子翚以韬晦为本的教导,取字“元晦”。后来朱熹每到一处,多把书斋名为“复斋”,并在门口书写对联:“佩韦遵考训,晦木谨师传”,上联表达遵照严父朱松的教导,慎独修养;下联表达谨守严师刘子翚之遗训,善自韬晦。

    朱熹在五夫里三位严师的课督下,学业突飞猛进,功夫不负苦心人,绍兴十七年(1147),18岁的朱熹赴建州乡试,考官蔡兹非常赏识他的高论和文采,他曾高兴地对别人夸耀说:“吾取中一后生,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这位慧眼识英才的伯乐所预言的真正不虚。朱熹就要从哺育他智慧乳汁的武夷山五夫里脱颖而出了。


 

信息来源-(杨瑞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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