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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峥嵘岁月稠



  近日,曾任崇安县大队书记的吴志凯阅读本刊《建国六十年》栏目文章后,专程找到编辑部向记者讲述了一些有关建国初期崇安县的往事。虽已过去六十年,但年近八十高龄的他,回忆起当年的战斗历程,仍激动不已。

  1949年5月,原闽北游击队特务中队奉命进驻崇安县(今武夷山)。为适应时局需要,该中队扩建为崇安县大队,并任命原中队长杨金生为崇安县人民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队长。当时,县大队统率一、二两个连队,约百十人枪,建制、军需都十分粗简。

  同年8月,组织安排我担任崇安县大队书记(履行现今秘书的相关职务)。当时部队刚由游击队转型,一切供应就地自筹解决,因此服装五花八门,枪械破旧不堪,还有拿鸟枪、扛大刀的,条件十分艰苦,连、排干部每月津贴费也只够买5包普通香烟和一斤猪肉。1个月后,大队统归建阳军分区建制,从此向军分区报领部队给养和补充部分军需、军械,从这以后部队面貌才有了较大改观。1950年1月县大队改番号为独立三营,军分区派来营长郑全堂,杨金生任教导员。此时独立营的体制军需、军械和干部配备都得到充实和完善,开始正规化。

  解放初期,新政权刚建立,崇安县内的土匪活动猖獗,东有刘午波、彭钟明,北有左承康、阙理良,西有杨同仁,他们勾结本地反动势力,妄图复辟,对老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破坏当地社会秩序和民族团结。在此背景下,崇安县大队——独立三营肩负着剿匪保安、守护路桥、征粮支前等繁重的战斗任务。

  面对艰巨的剿匪任务,独立三营采取军事进剿和政治瓦解双管齐下的方针,土匪在哪里活动就围剿哪里,并发动当地群众,宣传镇反政策、条例,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1950年春,原独立三营一连代理班长朱照熙煽动7名士兵叛变,带走了全连仅有的3挺机关枪和6挺冲锋枪。他仗着拥有这批强火力武器,抢劫、杀人、夺妻,坏事干尽,造成很坏影响。为此,独立三营对其发起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围剿,在强大的军事和思想攻势打击下,朱照熙最终弃枪投降,并于1951年夏在岚谷乡接受公审。经三年奋战,独立三营先后歼灭刘午波、杨同仁等多股土匪,基本肃清了崇安县境内的股匪和残余散匪。

    执行任务中,独立三营全体指战员不辞劳苦,不怕牺牲,不避寒暑,不计得失,长年奋战在山区乡野为捍卫新政权,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无私的奉献。

    1950年岁末,有一次我们得到情报说,左承康在大浑乡西北山区出现。随后战士和民兵均被分派进山剿匪,仅留下军分区派来的侦通科徐科长、我及几名警卫员留守以便联络。为防止残匪经由未布设兵力的西山逃窜,徐科长临时决定带领我们四人连夜前往西山。大浑村距西山村约20华里,中途尽是高山峻岭,行走本就十分艰难,不料黄昏时还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将我们的棉衣裤全部淋湿,刺骨的寒冷没有阻挡我们前行的脚步。到达西山刚将衣裤烘干休整,闻讯土匪可能绕过西山北去,我立即奉命带领20多名民兵前往漳村阻击。为争取时间,我们没有选择大路,而是直接顺着树林的辄弄一个个滑滚向山脚下的漳村。衣服划破了,手脚刮伤了,但没有一人喊苦、退缩,最终我们在天亮前顺利抵达漳村驻守。

    针对当时路匪乘乱拦路抢劫商车的事件时有发生,独立三营还调整有限兵力,派出3个班前往吴屯、岚谷等地护路,并守护汾水关大桥、武夷宫大桥和赤石桥,防止反革命势力等破坏交通设施,保障交通畅通。

  1951年是独立营的鼎盛时期,一度增建第三连,各区建有区中队,全营拥有三百余人枪,同年还选派了数十名战士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秋,部队大整编,独立三营奉命撤销建制,除与我同一批到县人民武装部任职的十余名连排干部外,部队调选了数十名战士编入县公安队,其他干部战士分别作上调、入学、转业和复员安置。至此,这支源于游击队的地方军队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虽划上了句号,但功绩却永远留在武夷山人民的心中。

信息来源-武夷山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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