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与悲剧。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的南门一带，则是当年被俘新四军官兵的最后囚禁地——这幕历史悲剧续演与落幕的舞台。

事变陷囹圄

　　1942年6月，日军进犯江西，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商定将囚禁“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即“上饶集中营”）迁驻闽北。“东南分团”原计划迁于崇安县下梅村驻扎，由于其中的第六中队于1942年6月17日在途中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赤石暴动”，便改迁建阳徐市镇。1943年7月，徐市发生鼠疫，集中营再次迁回崇安县，第一至第五中队驻扎在南门畈西边的老鼠排，团部设在南门街余庆桥边的“江西会馆”（即今“城南小学”）。当年被关押的新四军官兵达300多人，关押时间达2年4个月，是集中营驻扎时间最长的囚禁处。一些官兵在这期间遭受折磨或因病悲愤死去。这期间，有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也被囚禁在这里。

　　林植夫(1891—1965) ，福州人，两度留学日本，经由林觉民介绍参加同盟会，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留日期间，认识了同在日本留学的崇安人、同盟会会员朱尔英，并与当时也在日本的蒋介石、宋美龄有一面之交。回国后，得孙中山信任，先后任同盟会福建特派员，国民党驻闽海军陆战队第一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福建学院院长，并先后创办、主编《孤军》《独立青年》等政论报刊。1933年11月参予了以淞沪抗战闻名的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通缉。国共合作抗日后，参加新四军，先后被任命为军部上校秘书与敌工部部长，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出面作谈判代表被扣押，并被“安置”在“东南分团”。

　　林植夫在集中营中是最有威望的新四军高级干部，国民党特务一般不敢虐待他，但也一度被作为“死囚”。“赤石暴动”案发后，第三战区司令部向蒋介石呈报了一份对集中营中拒写“悔过书”的新四军干部和爱国人士的拟处决名单，其中便有林植夫。由于林植夫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 蒋介石考虑到他与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交情深厚，自己与他也有一面之交，杀了他政治影响太大，于自己声誉也不利，便指示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对其“法外开恩”。由于国民党要员陈诚、李济深等都多次致函要求保释他, 顾祝同便给予他“保外就医”待遇。林植夫不但保住了性命，而且被任命为国民党少校农业教官，行动有一定的自由。虽然他的活动范围仍受限制并被集中营特务监视，但可以自由进出崇安县城。
　　
他乡遇故知

　　1943年冬的一天，林植夫走在因崇安成为抗日大后方而一时恢复了繁荣的南门街上，调查战时农副产品市场现状。当他来到南门街头的一幢大宅门前，只见门里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林植夫趋前叫道：“是幼衡老弟吗？”对方一愣，随后也大叫一声“植夫兄！”并奔过来握手相拥。

　　这位被称作“幼衡”的不是别人，即前清二品道台朱敬熙的二公子朱尔英，“幼衡”是他的字。朱尔英有一哥哥，由于早夭，朱敬熙去逝后，便成为崇安首富朱厝的掌门人。辛亥革命前，具有开明思想的朱敬熙将朱尔英送往因“明治维新”使政治经济空前发达的日本留学，就读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留日期间，朱尔英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因此认识了林植夫，并发现林植夫与自己的二妹夫、《晨报》编辑刘勉己是同窗。朱尔英回国后曾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途被称病的父亲召回，被要求不许参与那些实质上是为争权夺利的政客们之间展开的军伐混战，并要求他代表长子守好几代人艰辛打拼下来的家业，用实业造福桑梓与国家。朱尔英秉承了仁孝为先的家教传统，谨尊父命侍奉父母，经营家业。1931年4月，闽北红军第一次解放崇安，朱尔英带着眷属“走（逃）赤”到福州。此时，林植夫在福州担任福建学院院长，朱尔英经林植夫推荐，在该院中文系任教。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朱尔英随林植夫以知识界人士身份参加了“新政府”。不久，这一事变在蒋介石的军事镇压下失败，“政府”成员被通缉，朱尔英潜回到崇安，对政局深感失望，决心不问政治。日本侵华战争扩大后，朱厝在沪、广、榕等沦陷区的产业也成覆巢之卵，特别是他目睹了大量涌向越来越拥挤的后方的难民们流离失所的痛苦，以及日机对作为大后方的崇安城乡进行狂轰滥炸的惨状，使他义愤填膺。他父亲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倾心捐建的最宏伟的廊桥——垂裕桥，也由于日机空袭而被栖息于桥上的难民仓惶逃离时踢翻的炊火给烧毁。国难家仇使他不能再沉默，加上他通晓日语和了解日本，能对抗日发挥一定的作用，他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时期第三战区少将高参职务的聘任，并于1944年8月受命新成立的崇安县临时参议会议长一职，希望用他的影响和能力为抗战为百姓做点贡献。

　　久别相逢，两位老友喜不自禁。朱尔英急忙邀林植夫到他家中叙坐。林植夫百感交集地叙说：“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几经周折到了延安，后来投奔了叶挺，由于‘皖南事变’被囚进上饶集中营而辗转来到这里。别后十年，都是烽火岁月，死了多少人？没想到你当年能安然无恙逃回家乡，让我们还能这么巧地相见，天意呵！”他接着说：“别看我这下穿上了少校军装，实际上国民党并不信任我，外面还有特务监视着呢。”朱尔英安慰着说：“不用怕，在崇安我还是说得起话的。”言下之意今后还是有能力关照的。此后，林植夫便时常到朱尔英家作客。

润物细无声

　　林植夫在崇安囚禁或软禁期间，意志与斗志并未被麻痹与消磨，在朱尔英直接与间接的协助下，“润物细无声”地做了许多工作。在朱尔英家，林植夫常谈论抗战方面的事，并有意识地给爱旁听的朱尔英的儿子朱宗汉、朱宗夷讲一些革命道理，介绍他们的表兄孙克骥在新四军中任团长带领队伍机智勇敢地反蒋抗日的故事。他们的爱国热情被渐渐点燃。1944年1月，林植夫觉得朱宗汉是个可以信赖的青年，于是把埋藏的一桩心事透露给朱宗汉。他说，叶挺将军在皖南事变被俘前，估计自己难以生还，便用铅笔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了：“此去生死莫卜，如有万一，妻子儿女希望朋友照顾，叶挺。”的嘱托交给林植夫。林植夫从棉衣的夹缝里取出那张纸条给朱宗汉看，说：“万一我也有意外，希望你能将叶挺军长的嘱托帮助送出去。”林植夫后来还是把纸条交给另一个他认为有希望出狱归队的更可靠难友。遗憾的是这位难友后来把纸条给遗失了。但朱宗汉却没辜负他的期待，即另一个期望——后来果然参加了革命，并成为中共崇安城工部的书记，在父亲朱尔英的支持下，为崇安的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尔英二儿子朱宗夷也在福州参加了城工部，后来也追随林植夫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成为才华横溢的话剧艺术家与美术家。

　　林植夫为间接融入抗日事业，以收点学费糊口为由 , 发挥精通日语的专长 , 通过朱尔英出面，在县城借银行的一间空房办了一个小型的日语讲授班 , 从社会上招收了十几个青年学员。他在讲课时经常插讲一些自己如何做日军工作的小故事 , 还教唱新四军战地用的以日语编写的《瓦解日军小歌曲》 ,使学员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希望他们日后有机会利用学会的日语参与到瓦解日军等抗日活动之中。但日语讲授班仅办了几个月 , 就遗憾地被集中营当局勒令停办了。

　　林植夫还利用自己有相对“自由”的机会，通过办学校、办企业建立与外界沟通的机会，恢复和保持与党组织的联系。如他借到银行收汇款的机会，认识了在银行工作的、同是福州人的主办会计卢道启，利用他的银行信函给重庆等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将党的最新消息传达给难友，坚定难友们的必胜信心。卢道启在他的影响下也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参加了民盟。崇安县解放时，他与银行的同事协力保住了银行的财产，把国民党的银行完整地交到共产党手中。

　　还值得一提的是，林植夫曾在朱尔英协助下在南门外创办的一间酿酒作坊。集中营解散后，许多狱友一时成为无家可归之人，他的酒作便成为部分难友的谋生之所。林植夫将回福州时，索性把酒坊交给几个狱友经营。这些狱友后来多数参加了朱宗汉组织领导的地下党城工部。 1947年10月，城市工作部崇安县支部在南门外师姑洲的裕生酒厂正式成立。1949年5月，城工部俘获包括国民党崇安县警察局长在内的警察40多人，劝降原国民党县长及其自卫团武装100余人，另收缴枪支1000多支，机枪9挺，弹药无数，支持了解放军兵不血刃便解放了崇安，使崇安成为福建第一个解放的县。解放后，这些当年的狱友许多在崇安扎下了根，他们至今感念着当年的林植夫与朱尔英的恩惠与人格魅力。

援手脱囚笼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10月国共签定了“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政治犯，解散集中营。但是，对林植夫的释放，国民党方面却提出了三个附加条件，即必须要有家产10万元以上、在国民党地方政权中任过县级以上职务、在军队中有少将以上军衔的人担保才能释放。作为林植夫友人的朱尔英，正好具备这三个条件并慨然同意出面担保。在履行了释放的担保手续后，林植夫终于获得了自由。

　　重获自由的林植夫，如龙归海，1947年回到福州老家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积极组织反蒋反内战活动。1948 年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他再度被蒋介石通缉，于10 月 18 日到香港躲避。1949 年1月，与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一起接受中共秘密输送北上 ,在西柏坡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民盟福建省委主任委员，福建省农林厅厅长等职。1965 年 10 月 28 日在福州病逝 , 终年七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