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9日晚23时，武夷山历史沧桑嬗变的一个重大时刻——在满城的欢迎标语、夹道的欢呼人群及震耳的鞭炮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十五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崇安(今武夷山市)县城。崇安成为福建省第一个解放的县城，并且是兵不血刃和平收复的第一座城池。崇安的和平解放，为武夷山和福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在解放军部分官兵驻扎的南门外天主教堂，几位当地的地下党代表前来会见十五军首长。昏暗的马灯下，军长秦基伟问道：“朱江同志来了吗？”站在最前面的一位身影高大的青年行礼道：“我就是！”。秦军长热情地握手说：“你们辛苦了！毛主席交待我们，见到江南的游击队和地下党同志时，一定要代表他向你们问好！”随后取出一封信交给朱宗汉，说：“这是你们地委书记王文波托我转给你的，明天起还有为过境大部队筹备粮草和肃清敌人残留武装等很多支前工作要辛苦你们呵！”

　　这位接受了秦军长代表毛主席问候及所下达任务的朱江，就是崇安地下党的负责人，崇安城工部的书记朱宗汉。崇安的和平解放，便是在崇安城工部的缜密策划、组织与领导下实现的。饱受战争摧残的古城崇安，由于他们出生入死的努力，化解了最后一次重大兵燹，避免了崇安城的再次涂炭。因此，武夷山老一辈百姓对他们至今感念不忘。

　　崇安城工部全称中共福建省委城市工作部崇安县支部，是福建地下党的重要军事斗争组织，一九四七年农历九月在崇安南门外沙古洲裕生酒厂正式成立，至崇安解放之日共有成员36人。这些成员，许多来自富绅家庭的知识青年。在崇安“四大家族”中，南门街的朱潘两族参加革命的人员最多，参加城工部的骨干也最多。如朱厝的朱宗汉、朱淮，潘厝的潘昌霖、潘润章，以及与两族有亲戚关系的隆鸿生等，都是城工部的领导成员或积极分子，其中的朱宗汉是这一组织的核心人物。

　　朱宗汉（1927.9—2009.4）出生于崇安南门街，为老同盟会员、崇安大地主朱尔英的长子。抗日战争期间，得到过父亲留学日本结识的友人、后来被软禁崇安的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的许多教诲。1945年毕业于因福州沦陷而迁于崇安的三一中学，抗战胜利后负笈省城福州深造。读书期间，继续受地下党、进步同学的影响，并看了许多革命言论书籍，思想受到熏陶。1946年参加了福州市的“反饥饿，反内战”学潮，耳闻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无能，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毛泽东的理想与主张。47年6月经友人、地下党员王守谦、李楚濂介绍，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福建省委城市工作部。7月，参加由省城工部领导的轰动全国的福州“米变”事件。“米变”斗争胜利后，引来了当局的疯狂反扑，一时风声鹤唳，不少同志遇害。省委城工部部长李铁立即组织各党小组转移，指示朱宗汉返回崇安家乡，利用显赫的家庭背景，隐蔽身份，从事地下活动。

　　1947年7月下旬，朱宗汉回到闽北崇安，公开身份是崇安中学英语教师，政治上秘密接受闽北地委书记王文波的领导。王文波多次到崇安开展地下工作，每次都住在“最安全”的南门街朱厝，并与朱宗汉同床而卧。地下工作文件不能随身携带，王文波一到朱厝便关门闭户，日以继夜地默写上级文件。其中专供朱宗汉学习的关于解放军的纪律规章及党的白区工作方针、任务、政策、方法等秘密文件就精心默写了十几本。他乐观高昂的革命斗志、博学强记的工作能力，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与激励着朱宗汉。不久，在王文波的亲自指导下，由朱宗汉任支部书记的崇安城工部在南门外秘密成立，并开展发展地下党员和外围群众的工作。1948年春，配合朱宗汉工作的省委特派员曾焕乾被党内错杀，崇安城工部的领导工作由朱宗汉独立坚持。

　　1949年春，省委与中断联系近一年的崇安城工部接上了关系，并指示省委福州协和大学党组成员隆鸿生配合朱宗汉工作。隆鸿生，崇安城关人，1944年毕业于三一中学，1947年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并在该校加入地下党。其祖父曾经营茶叶发家，在香港等地设有专号茶庄，与崇安大户有姻亲关系，隆鸿生后来亦成为南门街潘厝的乘龙快婿。隆鸿生回崇安后在崇安中学任教务主任，以方便与朱宗汉开展活动。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当时城工部的主要任务是向国民党的党、政、军、团、群等单位与组织打入中共地下党员。一是在它们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或培育进步群众，二是通过各种渠道向它们输入地下党员，努力实现“三变”目标。即把敌人的枪、粮、人，最终变成为我党所用的资源。为此，朱宗汉、隆鸿生等利用家族地位等影响力，在许多要害部门通过亲戚、朋友、同学等关系发展了许多城工部成员。如在崇安中学发展了干事唐松，在县府发展了教育科长彭学时，使当时的学校完全控制在地下党的手上，成为共产党的宣传基地。又如，地下党员邓崇贵等同志通过交朋友的方式，先后将县府军事科机要员孙镇南，国民党武装队伍里的李振英、杨清、吕兆凡、易辉等不满国民党统治的下级军官与士兵发展了进来。后来又在工人、农民及党外人士与帮会进步人士中发展了部分地下党员和城工部外围群众，城工部力量与日俱增。崇安的局势相当部分已掌控在地下党手中。

　　随着城工部力量的壮大，闽北地委要求崇安城工部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武装斗争上来。地委分析说，崇安保安队已基本被我地下党控制，警察局装备与战斗力不足为惧，唯有担任县参议会会长的刘午波掌控的乡保安武装较难对付。对此，城工部于1949年3月27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城工部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亲友关系上对包括刘午波在内的少数顽固势力展开攻势，逐一瓦解。会后，朱宗汉亲自到刘午波家中，亮明身份，宣传党的政策，阐明形势，要求其弃暗投明。刘午波虽然已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但对共产党却顾虑重重。朱宗汉于公于私都底气十足，对刘午波的犹豫不决发了一通火，使刘午波权衡利害后勉强接受了城工部对他提出的不与解放军对抗的要求。刘午波被年纪轻轻的朱宗汉训斥了一顿很是有气，事后跑到南门街朱厝，向朱宗汉父亲申诉委屈：“你的大少爷脾气怎么大的不得了呀？”朱尔英道：“我也劝你听他的，见他最好让三分！”自取其辱，悻悻而归。

　　临解放前的三天（1949年5月6日），已被城工部秘密发展为地下党的刘午波的通讯员向朱尔英报告，国民党县长陈亚夫、警察局长李余贤等已带着国民党“民众自卫队”和警察武装向上梅方向逃窜，刘午波也试图带领人和枪向五夫逃窜。朱尔英便率领城工部的武装，架好机枪埋伏在溪东渡口岸上。刘午波从水东门过河，船快到岸时才发现有埋伏，便脱下礼帽拼命地摇，叫不要开枪，有话好说。他一上岸，即将自用的二十响盒子枪和携带的子弹解下交给朱宗汉，作为投降礼物，并说只要放他一条生路，回到五夫之后将把所有枪支统统交回来。朱宗汉便派邓崇贵等城工部武装人员随行监督刘午波，并命令遇到逃走的自卫队武装立即打回来。

　　当日，城工部在溪东方向活捉了警察局长及其两个分队计40多人枪，另有机枪2挺。城工部押着警察局俘虏进城，占领了已无抵抗武装的县城。随后的两天，城工部阻击了1000多名逃亡过境的国民党伤兵。这些伤兵多是些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他们没有军饷供给，每到一地便索粮派款，烧杀抢掠，民愤极大。由于城工部的阻击，他们没有一个敢进城骚扰百姓。城工部还从阻击的逃兵败将中，缴获了一些武器与军品。

　　解放军进城的第二天（5月10日），在城工部的主持下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即日成立以城工部成员为骨干的临时领导机构“中共闽北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会）”取代城工部，主任朱剑平，副主任朱宗汉。工委会下设军事组、政治组、经济组。工委会一成立就展开政治攻势，印发解放军《约法八章》政策，向逃窜的三个自卫队发出召唤，敦促投诚。对退守到城村的国民党陈亚夫自卫队由彭学时写信劝降，对据守下梅的国民党县自卫队由易辉等同志向在自卫队任班长的地下党员杨清布置策反任务。5月12日，陈亚夫带领两处的县自卫队独立分队、第二分队和部分第一分队武装人员100多人投诚。受降仪式在水东门举行，城工部领导及解放军代表到水东门渡口迎接。陈亚夫上岸后，命令所属全体人员放下武器，把长枪100多支架在水东门石阶上，接着自己解下腰间的勃宁朗手枪交出，以示缴械投诚。随后，刘午坡五夫自卫队的枪支也被城工部如期收缴。

　　作为自卫队投诚人员，由城工部移交给闽北游击队，再由闽北游击队转交给驻扎在南门天主教堂的解放军，让解放军给他们上思想政治课。接受完政治教育后，指明前途，或报名参军或解甲回家。由于他们都是本县人，所以全部要求回乡参加生产劳动，自食其力。所收缴的武器一度寄存在省委城工部派遣成员隆鸿生的家里，枪支如堆柴火一般，后来交给了闽北游击队处理。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工委会还做了封存粮食仓库、党政档案馆、图书馆、银行资金与账簿，保护交通设施等大量工作，使崇安成为解放战争中新旧政权和平移交档案、财产最完整的县城之一。1949年6月与8月，崇安县人民民主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崇安县委员会先后成立，崇安城工部光荣地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由于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城工部成员身份的纯洁性逐渐并长期受到质疑。城工部宣告解散后，全体成员被送到“中共闽北干校”集训，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接受审查。集训结束后，朱宗汉被安排到朱熹父亲入闽第一站的政和县。他乐得其所，先后在公安和教育部门工作；由于父亲朱尔英是第三波“肃反”运动中被镇压的地主，使朱宗汉在195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作为“不纯分子”遣送到三明接受劳动改造，后改遣回崇安，于城南大队溪东小队继续接受改造。同一时期，他的在福州省人民话剧院工作的弟弟朱宗夷也因相近的原因被遣送回崇安，在城南大队老鼠排小队接受改造。1980年落实政策，朱宗汉被安置在政和县司法局任副局长，后提调政和县政协副主席至离休，于崇安即将迎来解放60周年的前一个月，即2009年4月7日因病逝世，享年83岁。他去逝前留下一个愿望，希望骨灰安葬回武夷山。1985年4月，朱宗汉、隆鸿生、彭学时、李振光四位当年的城工部老战友相约在崇安聚首并合影。在解放后受到不同程度屈辱的他们，都达观顽强地挺了过来，落实政策让他们感到一定的慰藉。照片中的隆鸿生生前在省农垦学校校长任上离休，享受正厅级干部待遇，2008年8月去逝，享年84岁。照片中的4位城工部骨干都在崇安解放60周年前先后辞世，这是他们及其家属的一个莫大遗憾。

　　在这共和国即将迎来60华诞的日子里，让我们感恩他们当年为崇安所带来的和平，对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卓越贡献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