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七—六世纪，迦毗罗卫国王子乔答摩.悉达多得道成佛，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佛，佛教创立。中世纪前后传入中国，公元67年印度二僧人携经至洛阳，建白马寺浮图，大量翻译佛经，自此广为传播，魏晋南北朝极盛一时。武夷山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尤其是可与中原文明相媲美的古越悠久文化，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积淀了丰厚的底蕴。但因地处偏隅，交通艰阻，加上汉武帝尽涉闽越人至江淮，域内人烟稀少，百业凋零，因而在汉代失去佛教传入的机缘。

    魏晋南北朝，为避中原战乱,士大夫三次“衣冠南渡”纷纷迁入闽北，佛教也随之传入武夷山。

　　唐朝开国之际的武德元年，有僧人在武夷山茶洞的接笋峰下，创建“石堂寺”是为武夷山最早的寺院。自此佛教开始流行，寺庙渐多，仅唐天宝至后晋天福年间兴建的寺庙就达二十多座，包括奉自救建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在铜钹山修行的本土人士哀寿禅师，他常为当地乡民诊疾，传其佛道高超，力大无穷，涉险如飞，能预知人之休咎。

　　唐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派遣登仕郎颜行之至武夷山封名山大川，并立碑“禁樵采”，客观上影响了寺庙在武夷山风景区内的建设规模。与此相对应，武夷山周边区域的寺院大兴。

　　唐初统治者扬道抑佛，中原佛教多受冲击，寺院凋零，僧侣廖落。而武夷山“山高皇帝远”的区位优势，为佛法弘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可能空间。使佛教在武夷山乃至整个闽北地区广泛传播开来。特出贡献者，当首推马祖道一禅师(709—788年)，马祖在南岳怀让处得道后，自赣入闽，传衣钵经武夷山洋庄佛岭，遍行闽北腹地，其建寺处称佛迹岭,有遗迹多处。自此禅化大行，“七闽禅学实师为之肇”。继马祖禅师开化七闽之后,至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武夷山佛教进入大发展阶段。唐末著名诗僧贯休屡有诗文寄赠武夷山僧人。浓郁的佛学氛围，还孕育了以扣冰古佛为代表的一批高僧，对佛法向纵深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扣冰古佛法号藻光出生在武夷山吴屯乡一个官宦之家，少年出家，苦修佛法，颇得真谛，僧徒众多，“声誉大卓，道场与天台、曹溪并峙。”后唐天成二年 (928年)被闽王王延钧礼为王师。在闽、浙、赣一带影响极大，直至今代。后世尊之为“辟支古佛”，福州鼓山、峨眉山等佛教圣地均有供奉。

　　入宋以后，朝廷政治软弱，特别是后来的南渡偏安，促成中原文化的重心南移。对政治的失望和自我价值的失落感，使“邦无道则隐”的深刻观念遍植文人雅士的心怀。武夷山水以其灵异隽秀的环境特质。成了无可替代的南宋文化中心。一时间名儒荟萃、高僧云集、羽士毕至，儒释道三教互融共存、相得益彰，三教名山自此确立，成为当时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也为武夷山佛教在宋代保持长时期的全面繁荣提供了最淳厚的人文背景。其间高僧名师迭出，仅被记载在佛教名籍《五灯会元》中就有近十名。儒林入佛、羽流入佛更使佛学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峰。朱熹年轻时曾参禅事佛，深悟其理，尔后集儒释道之大成，蔚成大观，世居武夷山的二代名儒胡安国、胡寅、刘逸之、刘子翬等均精研禅理，与大慧、圆悟、道谦等高僧过从甚密、均属宋代著名居士。以道法盛名的羽士转而成为省悟真谛的名僧也不乏其人，如道人吴十三，最终归入佛籍，成为其杰出代表。

　　蒙古铁骑踏破中原后，采取一元化的文化高压政策。加上元朝统治者信奉喇嘛教(即藏传佛教)，使北传佛教(汉族地区佛教)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武夷山的佛教活动自此进入低糜阶段。仅有纯民间性的一般佛事，影响甚微。

　　元朝政权正是被在福建秘密发展起来的明教组织发动的农民起义所灭亡。所以明朝建立后，朱元漳深知民间宗教组织的厉害，对宗教活动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对福建地区尤甚，一时间深受影响。但士人祟佛仍多，明成祖为拢络之，对佛教敬仰有加，特别是因大红袍的因缘，敕建了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传为佳话，使武夷山佛教复盛，成一支独秀，领十方丛林。

　　清代，地方经济的发展和道教的衰败，武夷山佛教进入了大复兴时期，在景区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先后在碧石岩、虎啸岩、慧苑、竹窠、弥陀岩、天心岩扩建了佛寺，聚集了一批颇有造诣的高僧。康熙初年；著名画僧原济(石涛)入武夷山作《武夷山水全图》。清初大儒黄道周的门人卢寿宗在武夷山出家，法号超位，皈依者众，与其师兄明觉禅师(曾为顺治帝讲佛)俱负盛名。康熙46年(1706年)

　　“尝主浙江天童法席”的泉声超煌禅师寻居虎啸岩天成禅院，引得名流竞相造访。康熙50年(1711年)超位法师的弟子居武夷山50余年的铁华上人杖锡京师，传播佛法，声振朝野，确立了武夷山做为佛教“华胄八名山”之一的重要地位。其间著名的禅师还有至流球“图其山川以归”的海靖大和尚和衍操、超全、兴觉等法。光绪8年（1882年）扩建天心永乐禅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鼓山涌泉寺德容大和尚来武夷山主持兴建；广增庙宇,

　　永乐禅寺由此鼎盛，僧众近200人，佛法大兴，至民国末年前后开设七场大戒，法席广被，禅律并盛，成为僧俗朝拜受戒的道场。帝师陈宝琛题“福德因缘”匾赠予禅寺，由此香火大盛。

　　民国期间，军阀连年混战，地方经济衰退，加之军队经常驻扎于庙宇之内，寺庙遭到了严重破坏，大多数寺庙僧散院空，连正常的佛事活动都无法进行，佛教普遍萧条，直至抗战胜利。为弘扬佛法，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8月，福建省佛教会崇安县分会在天心永乐禅寺成立。三十六年（1947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同年12月永乐禅寺还举行一次传法受戒大会，并祈“世界和平、国运昌隆”，各寺僧众及十方弟子云集，会期长达20天。为民国期间武夷山佛教一大盛事。

　　中国成立后，由于宗教政策失误，限制群众的宗教信仰，要求增道自食其力，僧人逐渐还俗。“文革”期间寺庙全被占据他用，宗教被当成迷信活动而被禁止。1978年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恢复宗教信仰自由，许多庙宇得以重新恢复。1989年，天心永乐禅寺正式对外开放，90年毕业于佛学院的泽道法师等僧人进住天心禅寺，在地方政府和四方信众的支持下，正大兴土木，现已初具规模，永乐禅寺做为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将以全新的面貌重领十万丛林。武夷山佛教界也必将为武夷山旅游经济的发展发挥佛教的良性职能，为武夷山的宗教派游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