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被列为道教的第十六洞天，武夷道教的历史，大致以南唐元宗李景之弟李朗佐于保大八年（公元950年）访道入武夷山时为始，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道教做为一种有组织、有经籍、有道仪活动的教团被承认，固然是西汉太平道的传播之后，但道教的前教史却可追溯到东周老子创道家学派时期，甚至可追溯到商周的巫术。巫术、鬼神崇拜鬼神的夷越地区和老子创道家学派的楚文化地区。“武夷山一带古代闽族人民的楚文化渊源问题，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历史根据。史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后裔‘陆终生子六人’，‘三曰彭祖’，相传武夷山得名来自彭祖的两个儿子彭武和彭夷……传说彭氏兄弟开发武夷山区的时代，也与悬棺葬的年代相近”（见《福建文博》1990年2期）。据《异仙录》说：始皇二年有神仙降于此山，自称武夷君，统录群仙。山因此而得名。
   《武夷山志》载：唐天宝（742-756年）该山始建道教宫观天宝殿。南唐元宗李景为其弟入道修持，将天宝殿移建，改名会仙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增修屋宇三百余间，赐额‘冲佑诏广观’，冲佑观成为当时有名道观。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诏赐《道藏》给冲佑观，以广其传。武夷山疲乏教宫观在历史上有九十九观的说法……南宋著名道士白玉蟾曾修炼于武夷山，结茅庵于驻云堂，并重建止止庵，任住持。武夷山道教，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见《道教辞典》）。自南唐李良佐入山修道以来，道人接踵而来，相继在武夷山的幔亭、虎啸、止止、水帘、碧霄、复古、天心、马头、莲花、神通、接笋等处结庐、造舍、立靖、建庵、筑观、蔚为大观，武夷宫的道观，“唐宋以来，历代都有赐田，计达一万一千多亩”。“宋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曾因京师大旱，‘祈雨有亩’，一次赐钱八十万”，“到宋代，武夷宫已扩建成为一组堂皇宏丽的宫观建筑群，曾有‘名山巨构’之称”。
    武夷山修身炼形的道士多功能随山、龙门两派，均为“全真道支派”，以“清心寡欲为修道之本，以为一念无生即自由，心头无物即仙佛”，以后“使教义由偏重丹法清修而转向以严持戒律为主，成为全真道的又一演变”。特别是全真道南宗第五祖白玉蟾在武夷山修道多年，他在道教“内丹”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气功成成就方面闻名于世界武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琴书四十年，几做山中客”，道教师友和道教文化对他的理学成熟是有积极影响的，“朱熹吸收佛、道二教的形而上学、宇宙观，弥补了古代儒家只讲形而上学、人生观的不足”（见蔡尚思《朱熹思想的来源核心和评价》）。朱熹本人也在《大隐屏》一诗中说：“……苍然大隐屏，林端耸孤标。下有云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双琼瑶……”，诗中所说的“仙人”即是道士，“黄素书”即是道经、道藏之类的书籍。
    看来，武夷山道教和武夷山道教文化不论在道教史上还是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特殊意义的评价。
    目前，武夷山市全境佛、道庙观约180多座，绝大多数为民间宗教型式，居家食素为多，佛道不分，亦无笃实信仰，尚不宜也不必一一分辨。无非议，确属道教堂、观者有四处：武夷景区内的开源堂、洋庄乡四渡村万峰观、崇安街道办溪东村关帝庙、星村镇台坪葛仙庙。近年落实宗教政策，核查道观房产归还道门，由道门管理。1990年重新开放了武夷山风景区开源堂道观，政府资助，修葺一新，并充实了三名中国道教学院修业生，复兴景象欣然。
    随着武夷山旅游业的发展，不少中外游人为武夷山灵山秀水所陶醉，对武夷山奇妙的道教文化惊讶不已，热心呼吁，拟开发道教文化，中国道教文化奇葩将会在武夷山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