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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是从南宋长达800多年以来,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思想家。我们敬仰朱熹,是因为他的思想既是集大成的,又是创新的;他的学说既影响了10多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影响了东亚乃至西方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他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也代表着东方文化。他的思想是世界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总结了北宋以来道学家的思想,并且有推进、有发展、有创新,在他手上完成了儒家的哲理化、系统化。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构建了融自然、社会、伦理于一体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被公认为规模最庞大、论证最细密、条理最清晰的理论。理学的支流,甚而中国学术思想的支流,在这里汇成了汹涌澎湃、汩汩滔滔的长江大河。
  站在儒学高处
   理学至朱熹才形成庞大的理论系统。朱熹对于儒学发展的贡献不在于创造,而在于总结和综合。他使宋以来的儒家学术臻于完善和系统化,形成新儒学的理论格局。对宋以前的儒学传统,也给以整理和总结。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朱熹十四岁丧父,从此他遵父亲的遗嘱以胡宪、刘勉之、刘子为老师,继续学习。胡与二刘都是二程理学的信奉者,并都是饱学之士,受他们的影响,朱熹之学“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
   朱熹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但对佛家、道家也都有涉猎。引导朱熹思想从博杂旁鹜到专意儒学的是当时的理学大师李侗。李侗,人称延平先生,曾是朱熹父亲的同门好友,朱熹自24岁起曾先后四次向他请教,有一次竟步行从崇安到延平,不远几百里,以表示求师的诚心。
   朱熹31岁时,才正式受学李侗,从这以后,他逐渐走向中年思想成熟时期。他的大部分著作也都是在38岁至50岁这十多年间完成的。这期间,他编成了《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可以看作是他集理学大成的代表作。同时,他编辑了二程的著作《程氏遗书》和《外书》。
   朱熹对儒家思想的系统整理研究,以及对他之前“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思想资料的综合,加之早年对佛学的深入,使他能够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佛道,构造成一个庞大的理学唯心主义体系。他集中了理学的成就,使理学更加精密、细致,并且系统化,成为封建社会中后期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所以人们称他“理学集大成者”。
   但是,朱熹的思想毕竟不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短暂的时代,他的思想是用来维护整个中国中后期的封建社会的;同时,对于保留、接续自封建社会中后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进行再创造,都是有深远意义的
  道德思想是当今美德
   朱熹集北宋以来周敦颐、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的精髓,创立了自己一套完整而缜密的理学思想体系。作为一代圣贤,其为人处世的道德修养,很值得后人深思。
   非道勿取,克己谦让的生活原则
   朱熹的生活原则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为:安贫乐道、克勤克俭、重义轻利、谦虚礼让、取之正道。首先,安贫乐道是朱熹生活态度的一个重要表现。长期的山野生活使朱熹饱尝了贫穷的滋味。但他不以为意,反而笃志圣贤之学,一心求道。纵观朱熹的一生,并非没有步入高官厚禄行列的机会,只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屡屡辞官,心甘情愿地固守贫穷,矢志做他自己的学问。
   “非道弗取”是朱熹一贯奉行的生活理念。他认为,财富应取之有道,取之非道、求富厌贫,不是君子所为,君子应当“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
   正直廉洁,忧国忧民的官德修养
    具体表现为:正君爱国,勤政爱民、廉洁奉公、针贬时弊、不畏权贵的高风亮节。首先,朱熹对国家前途命运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一位难能可贵的爱国学者。他“朝夕忧虑以天下国家为念。”
   朱熹为官廉洁奉公,公正无私,不畏权贵,对贪赃枉法之徒深恶痛绝。朱熹在任职期间的勤政爱民也是很突出的。他的勤政爱民品行,深深地根植于他的民本思想之中。朱熹认为,平易近民是“为政之本”,告诫统治者不要竭泽而渔,激起民变。
   关爱学生、诲人不倦,勤奋严谨、致知力行的师德风范
   朱熹关心爱护学生,与学生水乳交融。他常和学生弟子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与学生之间关系,既是师生的关系,又是朋友间的关系。像蔡元定、林择之等学生,曾被朱熹称之为“畏友”,经常与他们探讨学术问题,他对学生关心备至。
   朱熹之所以赢得众多弟子和社会上的尊重,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由于他的治学是极其严谨、勤奋而富有创造性的。朱熹本着“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在知识的海洋中广泛涉猎,一生勤奋,著作宏富,经、史、子、集各类文章颇为齐备。
  精辟的经济哲学思想
   2005年10月20日,精心筹备了三年之久的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揭牌成立,从此为后人研究朱子学、宋明理学乃至东方文化提供了便利的交流平台。
   经济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财富、消费、发展等社会经济现象及见解。朱熹对此既有研究又有精辟见解,如合理财富观、适度消费观、和谐发展观等,从而构成了他理学中的经济哲学思想。
  合理财富观
   朱熹等儒家认为财富是人们共同的欲望,而这欲望是人的本性,故“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朱熹肯定财富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肯定人对财富的欲望与追求。他认为为政者要关注民生,满足民求富的欲望,创造条件,让民富起来。
   朱熹肯定“富”是道德教化的前提,是道德实践不可或缺的因素。他认为民先须解决温饱问题,然后才有时间治礼义,人若积累了一定财富,必有自我尊严感,必要求接受教育。
   朱熹在财富问题上的态度是既肯定财富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人追求财富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强调财富的获得要符合道德的要求,即要用道德来管理财富。
  适度消费观
   人获取财富目的是为了消费,而消费在人的行为方式上是与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相衔接的经济现象。过分俭省就是悭吝,其本质是禁欲主义。奢糜消费观是无限制地占有和消耗财富。
   朱熹说:“奢、俭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显然,朱熹是反对过分俭省和奢糜消费观,主张适度消费观。他坚决反对南宋统治者纵欲享乐奢糜无度的消费行为。淳熙十五年(1188),他上书劝宋孝宗,要宋孝宗抛弃奢糜的消费行为,树立适度消费观。
  和谐发展观
   人获取财富最终目的是推动事物发展,朱熹在发展观上既认为事物是发展的,又认为事物生成、变化、发展的本原是和谐,而和谐又体现在事物发展全过程中。
   朱熹认为人自身和谐是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故对此须重视。他认为:一要立志做圣贤,确立正确理想和信仰,心灵高尚和谐;二要自我反省,严格自律,保持内心和谐;三要克己,克制自己不正当欲望,战胜邪念,使欲望合理适度;四要行“忠恕”,以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思想感受,达到推己及人及物的目的,实现人际关系、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
   朱熹认为社会和谐发展在经济上要提倡“与人同利,无侵于人”,使人们利益能均衡,即社会和谐要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均衡与协调的基点上,在财富分配的差异性状况与社会主体公正性要求之间找一个平衡点,让民处于称心如意、社会稳定发展的和谐状态,这才能使人和睦相处并各得其利。
  朱熹之 “和”利社会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和”是其核心内容之一。作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亦莫能外,在他的许多言论中,经常出现诸如“和谐”、“和衷”、“平和”、“人和”、“太和”、“和气”、“中和”等词语。综合朱熹有关“和”的思想内容,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方面: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这是中国传统“和”思想的总纲。朱熹本着他所秉持的“理一分殊”的思想,认为万物同源,主张万物之间要和谐相处,达到“自然”(《老子》)的状态。他认为世间任何一物不论高低优劣,都有其各自独立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都必须受到应有的尊重。朱熹这一主张是对《周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思想的继承,因为自然万物都是由阴阳五行化生而成,万物同源,均有权“各得其性命以自全”,所以必须保护自然万物的和谐状态,使之“各正性命”。
   就现实而言,所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落实到具体事物上,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天”(自然)等形态,而这各种形态其实又是各大生态系统。人的生存不仅不能离开人与人的交往、离不开其社会生存环境,更离不开周围自然生态环境。
   “中和在我,天人无间”
   诚然,宇宙万物是统一的多元的有机体,各生态系统之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和谐统一、互相关联、互相补充,井然有序地相通、相融、相生。可是,在这一相通、相融、相生的过程中,人并不是听从于“天”(自然)的安排,匍匐在“天”之下,而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因而他说:“中和在我,天人无间,而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文集》卷67)“天人无间”是朱熹对中国传统思维“天人合一”的另一个表述,他认为只有“人”才能充分处理好“人”与“天”之间的关系,使之“中和”,最终达到“天人无间”的和谐状态。
  “同心一德,协恭和衷”
   在人类生存的现实环境中,常常会出现如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种状况,因而人类社会要实现和谐,最为首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主要表现为上下级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朋友之间等形态,由于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因而在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具体步骤上,最为首要的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和谐。
   由于世间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因而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都必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和”的状态,因而“和”并不是一刀切式的简单的“同”,而是如孔子所谓“和而不同”,即在保持某种原则基础上的“和”。
  “各得其宜”,“自有舒泰宽展处”
   在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自然)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同时,还必须关注人自身身心的和谐。对于个人身心的和谐,主要有二个方面问题:一为加强个人内心道德修养,增进心理健康、和谐;一为注重个人身体的养护,时时保持强健的体魄。
   他在对《乾·文言》“利者,义之和也”(《周易本义》)及“利物足以和义”(同上)二句的注解中说:“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利,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他认为个人追求合乎其分其宜的利益,是“和义”,是有利于身心和谐的行为。
   其次,注重个人身体的养护,也是朱熹关于身心和谐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饮食方面,他主张适得其宜,并坚持以清淡为主。在起居方面,他坚持有规律的起居习惯。同时,他强调时时保持情绪平稳,动静合宜。他说:“静则明,明则自无遮蔽。既无遮蔽,须自有舒泰宽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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